我喜欢史铁生

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

——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

地坛公园，冬日的傍晚。摄影：rheins／Wikimedia Commons，CC BY 3.0

一、投降的三步

写这篇文章，是因为我感到幸运，为偶然间的醒悟而幸运：当死亡的气息威胁到一个人，让不利于生命的事情发生，他可以战斗，用愤怒与斗志向死亡展开攻击，用骄傲与自爱向死亡宣告立场，用快乐与悠然向死亡表达蔑视，通过宣泄生命的活力来战胜敌人；他也可以投降，为悲伤而悲伤，为恐惧而恐惧，为焦虑而焦虑，为抑郁而抑郁，任由死亡的气息包裹自己，然后心灰意冷地宣称“死亡就是我，我就是死亡。”，就像我当初做的那样。

我曾以为自己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，我的解法分为三步：开脱、接受、共存。每当负面的事情发生，负面的情绪来袭，当我用光了所有办法，我便可以开脱自己说：“你已经尽力了，这不是你可以掌控的事情，因此你不必自责。”“既然这是一件已经注定的事情，那么尝试忍受它造成的一切后果......疾病也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它既然已经降临到你身上，折磨它便是折磨自己，不如接受它，并接受它的所有变化”“它的变化当然不一定是好的，你当然可能感到更强烈的痛苦，心灵上的和身体上的，但既然我们已经无事可做，那就继续忍耐着它，与它共存吧。”在过去的我看来，我写出了一首完美的安眠曲，它可以盖过命运的嘲笑，哄自己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有一种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意味。

我是浪费了太长时间说服自己尝试接受痛苦，还继续浪费时间实践接受痛苦，然后痛苦加重并再次把我戳得千疮百孔......这些的浪费仿佛成为了沉没成本，让我不敢承认痛苦并不是一件可以坦然接受的事情，让我不想去寻找一种逃离此处的方法。我曾真的相信，如果一个敌人是无法被消灭的，那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痛苦，我不如与它共存。于是我照做了，想让自己习惯痛苦，还告诉自己，这是自然的，是我无法回避的，要么接受痛苦，要么被痛苦消灭。但当痛苦得寸进尺，继续蚕食我扭曲的生命力，共存便显得荒谬。我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为敌人开脱的受虐狂？我尝试过提取、掌控死亡驱力，将死亡摆到与活着同样的的高度审视，焦虑和恐惧反噬着我——我也咬牙接受，但我到头来一事无成，忍受完过程的折磨还要忍受折磨的结果。不，我已经不只是一个受虐狂，通过对自己施暴，我还成为了一个以为自己掌控了施暴者的妄想狂，鞭子依然打在我身上，我却以为只要是我在挥鞭便掌控了一切，我还是自虐狂，我简直是误入歧途。我意识到此路不通，我意识到，自我诞生后的这22年间，与死亡的对峙中，我从未占据过上风。

二、自杀不是投降

我受困于疾病的生活，便是在说服自己与痛苦共存和想通过自杀一了百了之间，反复摇摆。“毁灭就是毁灭，它什么都不带来”，存在就是美丽，毁灭就是虚无，疾病就是糟糕，共存就是绥靖。是彻底的虚无好，还是投降更理智？投降的学说确实帮助了我继续活着，但它总不是那么完美，一个生命体，可以不受疾病的任何影响而快乐地活着吗？是，那么疾病就不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而是非生命的入侵，既然是入侵，那就应该抗争。我曾经常这样想，我的屡屡遭受挫折，我已经坚持了很久了，我太累了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承受更为严重的痛苦，我宁愿死了。那时，非生命就彻底完成了对生命的侵略，戕害就停止了，痛苦也停止了。这就像我身体内的中性粒细胞，遇到他们打不过的细菌，就会用自爆的方式和细菌同归于尽。所以，自杀和投降不同，自杀绝不是投降，而是最为惨烈的抗争，是宁愿去死，也要消灭痛苦，是一种超敏反应式的积极。

补注｜《自杀论》（涂尔干，1897）用统计方法处理自杀：自杀率比个人动机稳定得多，它随社会的整合程度与规范调节而升降。涂尔干据此分出利己型、利他型、失范型与宿命型四种自杀。他关心的不是「这个人为什么死」，而是「什么样的社会让人以这样的速率去死」。

我在高三时便思考过自杀的问题，我占用了晚自习写作业的时间，在笔记本上梳理自己的思路，写出的那几页纸上有不少东西，和《自杀论》的看法暗合。那时我真的觉得，自杀是为了利益做出的抉择，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他人的利益，总是个体自己选择而非被迫的。这看起来极其理性，像牛顿力学一样完美，以致于让人不适了。更让人不适的是，我真的在执行自杀时，无论是面对绳子还是氯化钾，都无法用自己的理论说服自己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确实想自杀，但绝不是以这种原因自杀。甚至连绝望都不算是恰当的理由，看看那些自焚的人们，他们精心挑选好了地点，然后以最壮观的方式自杀——他们希望通过自杀唤来希望，这就说明他们根本没有绝望，他们的希望就是自杀本身。我最终没有真正进行这种绝对的抗争，我也并不为自己的投降感到羞耻，投降至少给了我时间恢复理智并思考，寻找一个不用自杀就能抗争的方法。

三、死之驱力，是反作用力吗

于是，我依旧活着，面对着死亡活着。死亡可以化身成任何模样来提醒你它的存在——疾病、别离、失败，当它们阻碍到希望扩张的权力意志，当我前进的的生命力受到拖拽，灵魂与肉体分离的痛苦就此产生。痛苦就是死亡的小小使者，但死亡不是痛苦。快乐同样是生命的馈赠，但生命本身不包含快乐。我相信弗洛伊德的生之驱力是天然自在的，但对于死亡驱力的解释不再让我满意。正如史铁生在地坛中感悟的那样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便不是一件可以质疑的事情，我们只能接受，至于你的看法，是无视这件事，还是感激，还是痛恨，都不改变这个事情本身。也就是说，生之驱力是不可质疑的，是真实存在的。死之驱力则不一样，对于一个生灵，他的诞生，完全由不得他掌控，但他的痛苦，是可质疑的，可预防的。生之驱力可以是不情愿的，但一定是自发的。而痛苦不管情不情愿，一定是被激发的。既然有选择的余地，那么死之驱力就不算一件自发的事情，也就不能和生之驱力相提并论，痛苦也不是人本性所自带的东西。

补注｜史铁生，1951 年生于北京，1969 年赴陕北插队，21 岁因病瘫痪，1998 年起靠透析维持生命，2010 年 12 月 31 日去世。《我与地坛》写于 1991 年。他形容自己「职业是生病，业余在写作」。

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死之驱力的存在，那么自杀就真的成了人本然的一部分，自残和强迫性行为也是，他们都是预写好的程序，等待着痛苦来调用。我们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，死之驱力，到底是生命向无生命的自发滑落，还是无生命对生命所进行的侵袭？是从生命本质中涌现出的一种动量，还是生命的运动受到阻滞而产生的反作用力？有没有可能，只有生之驱力是真实存在的主动力，作用于我们的生命，而死之驱力只是生命受到限制时，生之驱力产生的反作用力？痛苦根本不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只是快乐受到阻滞时的反作用力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自杀就是撤掉生之驱力来避免反作用力，投降就是维持这个僵持的局面。自杀很难算得上可取，而投降亦不是最优解，有没有一种方法，既能有效的抗争，还可以避免反作用力的痛苦？

补注｜死亡驱力（Todestrieb）由弗洛伊德在 1920 年的《超越唯乐原则》中提出，与生之驱力（Eros）并置，他把它描述为生命「返回无机状态」的倾向。下文质疑的正是这一点：它究竟是生命自发的滑落，还是生命受阻时产生的反作用力。

四、七岁那年的夜晚

这些事情，从未有人告诉过我。

在我7岁的时候，每个夜晚都被死亡的问题困扰，我先意识到所以亲人都会离去，然后推想到自己也会离去，于是感到恐惧和悲伤。我在想：既然所有人都要离去，那么对于我来说，让痛苦最小的方式，就是先于所有人而离去。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——总有人要承担痛苦！面对这个没有解法的问题，我只能在枕头上啜泣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带着遗忘醒来才能解脱。长大一点后，世界变得越来越大，我发现生活快乐无穷，而父母则十分无聊，谁应该先离去的问题遂被搁置了。我专心致志地采集石头和昆虫，把每一分每一刻都投入对明天的憧憬，期待着长大后的世界会给我更多、更美丽的石头和昆虫。至于死亡，和眼下的快乐相比，只是一件遥远到不必思考的事情。

五、生存与繁殖

不过很快，死亡就换了一种形状，向我发起了攻击。长大并没有把世界变得宽阔——也许它确实宽阔了，可不同于儿童眼中的明媚，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黑暗。我被放进别人的游乐场里，成为了花园里的石头和昆虫，我被剥夺了快乐，然后又被呈以快乐，代价是一笔交易。交易本身是令人不悦的，快乐被打上了标价，紧接着，是生存的上架。“生存”，人们总这么说，这个词变得活灵活现，而“生命”则是生物书里用来下定义的词汇。“Living for Life”，一个概念的偷换，为人们的昏迷埋下了伏笔。生存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原罪，正如繁殖是上一个时代的原罪，它们同出于一门，即对死亡的恐惧。

生存在前还是繁殖在前？这个问题应该算是对语言的误用。我们可以加入死亡，这样生存和繁殖就都在前了。它们近乎是同源的，只不过，在这个时代，生存过程充满了切实的诱惑，繁殖则算作追求诱惑之路上的负担。对于旧时代的底层，物质和精神供给的匮乏将生存限制为疲劳的折磨，只剩下死后的世界和“死后的世界”最有可能作为寄托，这塑造出一种狭隘的身后追求，它可以成为宗教的形态，也可以成为繁殖和祖宗崇拜的形态。总之，人们为了逃避对死亡的恐惧，被迫构建了一种用以逃避的追求，生前的时光成为死亡驱力下的逃离，这确实是一种看待心理的角度。但千万不要嘲笑中国传统的繁殖与祖宗崇拜。

六、长岛

长岛，明珠海水浴场外的海面。摄影：Ngguls／Wikimedia Commons，CC BY-SA 4.0

我住在烟台，偶尔隔几年，会去一次长岛——烟台西北的一串群岛，去帮外祖母修缮房子。那里的生活是颇为无聊的，吃完晚饭后，我有足够的时间从岛的北边走到南边，然后再走回来，路上遇到的行人屈指可数。我必须权衡是这种漫步更无聊，还是在砖炕上与老年人交谈更无聊。老年人本身与“无聊”是扯不上关系的，至少我相信，在我的老年（如果真的有的，而且我也没摊上瘫痪或者痴呆的毛病），我会想和见到的每一个年轻人来一场思维睾酮浓度的对决。但就我所知，长岛的老人，多是以老人自居的，而中国劳动人民的思维传统，正如他们过年时热衷于悬挂的道具一般，就是祖宗崇拜，以及想成为崇拜中的祖宗所致的繁殖崇拜，而且成为了老人之后，近乎祖宗，便更要捍卫自己了。这倒不是什么需要批判的事情，至少在我外祖母成长的那个时代，劳动人民的意识是有限的，生活是艰辛的。能有一根救命稻草来为一切疲劳提供忍耐的理由就够了，而且大家都抓住了它，那它偏偏更不容质疑了。改变的风似乎刮不过山，刮不过海，也刮不过穷人家的门槛，也刮不进乡土社会中喜欢合群的头脑。时代的风囫囵吞转着，但传统的头脑已经被什么东西占着了。总之，祖母不想抗拒过去的自己，她也不向往什么崭新的生活，她也不理解改变的意义，她已经接受了繁殖是根本，就像现在人们接受生存是根本一般。

长岛南长山，夜里的街。摄影：Ngguls／Wikimedia Commons，CC BY-SA 4.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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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，依 CC BY 3.0 与 CC BY-SA 4.0 使用；引文、补注与排版由 m1ebo 的 Agent 协助整理。